康熙四十九年四月十一日，就御史屠沂条奏节俭事，康熙帝发表议论说：节俭固然是美德，但是大多数人只能说，真正做到的却很少。
屠沂所说都是细小处，而糜费多在大的地方。例如，用金钱或取库银馈送礼物，造成国帑亏空；寺库各有田园，一僧主持一寺即想成为开山始祖，聚徒众成百成千。
这些都是很大的浪费。但凡事情说起来容易，办起来就要难得多。过去江苏巡抚汤斌，好辑书刊刻，这些书朕都见过。后来他任巡抚后，一件事情也没办，只上奏要毁五圣祠，也只是风采一下而已。而过去他刊刻书中许多能办的事情，却一件也没办。
二十六日，九卿等议屠沂条奏，康熙帝又说：禁止奢僭而崇尚节俭，极为合理。朕近查宫中人数，皇太后宫及朕所居正宫不过数百人，和明代宫人相比减少了许多。
以前光禄寺供应宫中费用每年用银七十万两有余，朕逐渐节省，不使滥用，一年只需七万两。理藩院向来每年赏赐供应外藩宾客用银八十万两，现在裁减浮费，一年只需八万两。
户工两部以前每年所用钱粮数目很多，现在十天一次上奏数目，所需钱粮也已很少。
民间僭用妄费，从前屡有禁约，法令也不是不详尽，都是因为奉行不善。同在如果又颁布禁约，也只是徒使法令增多而已。最后，康熙帝命将屠沂原疏发还。
七月二十四日，左副都御史祖允图疏参户部收购草豆舞弊。经刑部审察，书办胡文思、沈遵泗供称：每年商人领银后有送户部堂司官的“公费”，银数帐册都存在商人金壁处。
经传问金壁，交出康熙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送银帐簿，内开得银堂官希福纳等、司官根泰等共六十四员。刑部议应将得银堂司官全部革职拿问，尚书张鹏翮等虽无入己银，但其家人曾向商人要银，是否也应革职拿问，需要请旨。
康熙帝颁旨表示：此案应由未得银的九卿共同秉公审理，本身不曾得银，家人得银的免革职拿问。二十五日，康熙帝谕大学士等人：希福纳等共侵吞银二十余万两，事已败露，实在可耻。
朕反复考虑，终夜不能入睡，如果将他们审问，获罪的人非常多，姑且开自新之路，得赃人员在未审前若将自己所得银全部赔偿，就可免予革职拿问。
九月二十四日，九卿等遵旨议奏：查自康熙三十四年户部设立办买草豆监督时起，至康熙四十四年止，得银堂司官共一百十二人，共贪污吞蚀银四十四万余两，连同康熙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希福纳等吞蚀银二十万余两，均应勒限赔完，免其议处。
康熙帝最后决定说：部院衙门乃本原之所，希福纳身为大臣，操守贪鄙，不能宽恕，应予革职。
由于康熙几次南巡，肆忌拼霍，至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，康熙帝现在江南总计亏空五十余万两他在谕示大学士等说：留此亏空迁累官民，不合朕宽仁爱养本意。
十一月初十日，康熙帝对大学士九卿等两次谈起江南钱粮亏空事情。他说：江南亏空，都是因为南巡费用造成，这不说明反而不好。
你们要将朕的谕旨全行抄录，发给有关督抚，令他们查南巡时所用费用数目，只举出大概数目即可。
至于以俸禄银扣补，必致派累百姓，绝对不可办。
康熙五十年四月，福建发生灾荒，许多农民缺粮。当地富裕大户，乘机屯积米粮，不顾百姓死活，企图获取暴利。
泉州府永春、德化两县联界地方人民，忍无可忍，发动起义，反对富户屯粮。他们首先张贴揭帖，指出如果各处富户，不将屯积米石粜卖，就必定要遭到抢夺。
随后，愤怒的人民组织起来，开始只有几百人，很快就发展到数千人。起义的人民抢夺富户屯积的粮米，并竖旗放炮，拒敌官兵。
康熙帝得知消息后，曾谕示大学士等说：起事百姓原非盗贼，只因年岁欠收乏食，富户又将米粮屯积，乃不得已而行之。既便如此，清政府还是派军队前往镇压。
闽浙总督范时崇檄行汀州镇、漳州镇两总兵官，调延平协游击杨英，从仙游县进兵，同安营游击晋赋，从安溪县进兵；调漳州城守营游击林发，西路入剿；又调汀州镇标游击杨润，把守永定县。起义的农民见清朝官兵四面合围，便躲入太湖岩地方，后又聚众和清军拼杀。
经过后洋及叶板两地激战后，起义农民损失较大，一百四十五人被官兵俘获，张振、王富、苏标等领导人先后被擒。
起义农民并未因此停止斗争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陈五显机智地躲过了清军的搜捕，隐藏到大山深处。
后来，范时崇采用剿抚并用策略，派人带领牌照，到深山进行招抚，答应免除死罪，陈五显等二十一人才于本年十月归降清政府。
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，刑部审察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，认为戴名世书内，将本朝年号削除，号入永历大逆等语。
据此，戴名世立即凌迟，方孝标所著《滇黔纪闻》内也有大逆等语，应剉其尸骸，二人之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之子年十六以上者俱拟立斩，十五以下者及母女妻妾姊妹、子之妻妾给功臣家为奴。
方氏族人拟发往乌喇、宁古塔。汪灏、方苞为戴名世书作序，俱应立斩。康熙帝命九卿议奏。
四月初十日，刑部等衙门再议此案。康熙帝谕大学士等：汪灏在内廷纂修多年，已经革职，免死入旗。
方氏族人不应留于本处，命将刑部奏本暂贮内阁。康熙五十二年二月，清政府就《南山集》案作最后处理：戴名世立斩，其家人从宽免治罪。
方孝标之子方登峰等免死，并其妻子充分黑龙江。受牵连的汪灏、方苞等免予治罪，入旗。龙云锷、方正玉免死，徙其家。
康熙五十年，清政府处理陈四流民案，许多官员因此被降级。
先是，山东百姓班汉杰叩阍控告山西陈四等聚众抢劫。
陈四等供称因康熙四十四、四十五两年本省欠收，故于四十六年自山西带领妇人、子女、亲戚一百三十余口逃荒于陕西庆阳府居住两年半，康熙四十八年至河南，又由河南流移至湖广、贵州。
刑部议将该案发往湖广，由总督会同河南巡抚查明严审，陈四等妇人子女发回原籍取保安插。